（五）宅形与离风
在建筑形态上，也要考虑风的影响。我国住宅，一般是坐北朝南，因此，前即南方，后即北方，把宅形建成前低后高式，同样符合风水挡风纳风的方位，故为吉形。反之，前高后低，违犯藏风的方位原则，便是凶形。
坐北朝南的住宅，还可以背西北风，临东南风，这与藏风的方位原则是一致的。所以，风水中大门朝东、朝南、朝东南为吉向。这一点，既是为了向阳，也是为了接受这三个方位吹来的祥风。
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有一则记载：“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诰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诰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建塔时，考虑风向的影响，而有意造成倾向西北的斜塔，以待日后利用风力的作用将其矫正，这在世界建筑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八、水的理性审度
（一）近水
水是万物之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最密切的就是水。因此，风水中，葬地的选择以看山为主，住宅的选择以得水为上。
近水而建的廊亭选择大江大河的沿岸为居址，在早期风水中就有记载。《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相度）山左右，经水若泽。”经水，就是由众水所汇聚的江河。
如果没有江河，至少也要选择有水流的地方为址。这在北方平原地区尤为重要。因为山区有清泉，南方地下水位高，打井取水方便。
（二）避水
水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洪泛，我国古代神话中，便留下了许多关于洪水的恐怖记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没有抗拒洪水的力量，因此，往往采取被动躲避的方式。
风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棋高一着：与其东藏西躲，不如择一处近水但又无洪害的居址，一劳永逸，这就是风水择地的避水原则。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避水方法各地因自然环境而异。
不仅住宅要求避水，死者也须避水。逮至清代，道光皇帝还曾因为为其选择的吉穴浸水，龙颜大怒，将负责勘察的大臣革职查办。
葬之高地的原因，早在《吕览·节丧》中就曾指出：
葬浅则扳狸扣之，深则及于山泉。故凡葬必于高陵陵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
（三）居澳
澳，指河道弯曲的内侧，所谓“水曲澳也”。河澳是古人选择宅址与葬址的理想之地。
《诗经·淇奥》：“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淇奥，即淇水之澳。
《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聸既宅。”
《国语·周语》：“汩越太原，宅居九聸。”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古代的很多遗址，正位于河澳之处。如安阳殷墟遗址就位于洹河的澳处。安阳殷墟遗址水澳在后代的风水理论著作中又被称为“湾抱水”、“腰带水”、“湾曲水”。
湾抱水风水书常见“水要弯曲、萦迂”之语，尽管有的书中没有点明宅基建在弯曲的哪一侧，但必定是建在弯曲的内侧，即水澳处。因为，如果建在弯曲的外侧，这种水对宅基来说，就不是弯曲水，而是“反跳水”、“反背水”，文献中称为“水隈”，此水在风水中属于凶水。
宅基要建在水澳，也解释了理气派风水中金木水火四局中的四大水口为何都在宅基的两侧，而不在对面或斜对面，因为惟有如此，水才能弯抱宅基。实际上，就是坐落在澳处。
在河流弯曲的内侧（河澳），由于水力惯性的作用，积淀下来的泥土会越来越多，面积会逐渐扩张，在此处定居，日后将获得更多的宅基与耕地。而河澳对岸的“河限”，在流水的冲击下，会逐步崩塌，在此建宅，易受水患的威胁，相比之下，河澳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顺流
顺流的目的是避水患，其含义有二：一是在地势上，要求与水的流向一致。如果水从南流向北方，就要选择南高北低的地势；如果水从北到南，则要取北高南低的地势。
我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大多数河流，是由西向东奔腾入海。因此，在地势的选择上，一般要取东南倾、西北高，以与水的流向相合。
二是不要直冲着来水的方向。尤其是平原，没有陵阜、山丘可避水患，因此，平原最忌在冲射处择地。忌水冲射是形家的择地标准，蕴含着我国古代人民选择生存环境的科学总结。
冲射之水在一般的风水著作中称为“割脚水”。在分辨冲射水或割脚水时有两点须注意：其一，若水弯曲萦迂，则既使正对来水方向，也不为冲射。因为这种水流量不大，水流不激，加上有多处曲折可以减缓水的冲击力，遭受洪灾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不为冲射水。其二，若宅址或葬址建于来水方向的丘陵、高阜，也不为冲射水。因为其高于水面，即使决堤，也不遭水淹。
（五）水品
水品就是不同种类水的品质，风水需要对此作出评价，以决定其是否适于饮用、作物的生长、建宅基等等，早在春秋时，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相土尝水”，建造阖闾城（苏州），公元582年，隋文帝曾因长安故城地下水咸卤不宜饮用而于长安东南另建新都，可见水品的重要。
早期风水对水品的研究比较粗糙，后代的研究就精致多了，明代的徐献忠专门写了一部《水品》，《水品》专论泉水，由于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因而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可取的，为风水选择适于生存的居往环境，提供了依据。
吴以的《地理不求人》对水的品评要全面得多：
黄河：“天下清水发源之远者，惟黄河，故滨河南涯多结美穴。但河水汹涌，冲决不常，造化不可妄索。”
长江：“夫江为四渎之长，亦诸水所注也，其势浩荡必以弯曲迂回为吉，故金陵襟带长江而为天下都会。”
湖水：“夫湖水者，乃诸水聚注处，汪洋万顷，平水最吉也。”
溪水：“然行龙小于小枝龙多，每结于溪涧之间，溪涧之水不可不察。其水屈曲弯环避聚深注绶为佳，若直而太急溜而有声殊为不吉。”
此外，还有冷浆水、臭秽水、泥浆水等等，皆为凶水。
应该说，风水对这些水的评价还是客观的。
九、不同地区的选择标准
前面的光、风、水诸节中，我们介绍了风水选择自然环境的一般原则，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差异较大，因此，风水在贯彻上述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然条件不同的各个地区，还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
（一）西北高原
西北高原的自然条件特点是：气候干凉、雨量稀少，年降雨量在500毫米以下。因此，这里没有密布的水网，即便是河床，在大多数时间里也是干涸或半干涸的。但是，由于雨季相对集中，汛期时的雨水仍有一定的威胁，因此，西北黄土高原被切割成高一块、低一块的沟梁。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如何贯彻风水理论中的龙脉砂水的一般原则呢？风水作了以下变通：
第一，把山环水绕的近水原则变为高山低水。高山低水意即以高处为风水中的山（龙），低处看作是风水中要求的“水”。
第二，把避水原则具体化为居台地。尽管高原缺水，但由于雨季集中，洪水威胁依然很大，因此，最好选择靠近河谷边的小台地为居址。
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关中一带仰韶文化遗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比较高亢平坦的地方。
第三，把依山藏风变为依崖藏风。高原少山，加之昼夜温差大，气候寒冷，因此，人们往往选择挡风向阳的南面山崖造居室。直到明清，在现代建筑材料及建筑方式未出现之前，“依崖”一直是黄土高原人们择居的重要标准。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二）黄淮平原
黄淮平原由黄河、淮河、海河3大水系冲积而成，在自然环境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势平坦、少山多墩阜。从偏西的郑州至东部海岸，落差不过150米。二是历史上水患频繁。经黄土高原、豫西山地，挟大量黄沙奔腾东去的黄河，到了平原之后，大量泥沙淤积下来，使河床垫高，于是，黄河下游一段成为历史上南北不断摆动的水道。
对这种自然环境的选择，风水有以下变通：
第一，以水为龙。平原无山，水便兼有山在风水中的功能：藏风。事实上，水是无法藏风的，风水以水为龙，说明在客观上，平原地带的择址，水的勘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墩阜避水。为了避免洪患，黄淮平原的人们往往选择近水的墩阜或陵地为农业村落的据点。墩阜是顶部平整的土山，陵是大阜，考古发现的曲阜西侯遗址、苍山大墩阜遗址等等，都位于墩阜之地。
第三，比庐藏风。比庐，就是一幢接一幢、一排连一排的房舍。平原无山障风，只有通过“比庐”互为倚靠，以减轻风沙的侵袭。孤屋单舍，四面临风，生气涣散。我们把平原与山区村落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平原村落的布局都比较规则、紧凑，东西横向通道多，南北纵向通道少，具有比庐藏风的特点。而山村的布局则比较零乱，不仅房屋互不相接，巷道特别多，甚至有些房屋的方位都互不相同。
（三）长江中下游
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的环境特点是：河道纵横、土地鄙湿、地势低洼、多丘陵地区。从气候上说，由于受东南季风的控制，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气候湿润，湿度较大。
尽管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以上特征，但由于风水理论是以此地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风水的基本原则及具体操作，比较适用于这一地区，一般无须作什么变通。但也有两点须加以说明：
第一，东南一带多为水乡，水乡的选择也以水为龙，即把水的勘察置于首位。
第二，居丘避水。东南多丘，人们十分注意对丘的利用，常常把屋宅建在丘上，既可防洪，也可防潮。如东南一带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普遍坐落在河旁或海边的山丘和台地上。这里聚落点一般都坐落在近水的土丘上，或土丘南坡上。土丘不高，一般在四五米至十多米之间。选择这种生存环境，是符合当时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的江河一般水量不大，又有土丘，既取水便利又可避免洪涝。四周的高山，则为人们的采集、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且，有高山作屏障，也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
十、非理想环境的修补
由于实际地形与风水的要求往往存在着标准差，因此，有必要对环境进行适当的修补，这种修补实际上是古代人们改造生存环境的经验总结，基本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只不过风水在理论上给予了迷信的解释。
风水对自然条件的改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疏通水道
秦始皇像风水认为，水道的疏浚有助于风水由坏向好转型。实际上，是由于水道的疏浚，洪水更易排泄，从而避免了水患，改善了生存环境。
《灵诚精义》卷上刘基注云：“秦太史占金陵有天子气，乃疏秦淮以泄之，不知秦淮一疏，地运乃动，嗣后小而六朝建都，大而我朝之鼎奠，果应于此。”
秦始皇十分迷信风水，曾因为云阳、丹徒、剡山、南海等地有天子气，而凿冈败势，断其龙脉，史志对此均有记载。殊不知此一疏，反疏通了金陵风水，以至后来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以及明太祖均在此建都。这当然是风水的迷信解释，秦淮河的疏通与金陵的建都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河道的疏导，确能有效地避免水害，改善自然乃至人文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水的“水脉疏浚”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二）开沟挖渠
风水的开沟，主要用于住宅的排水，因此，开沟宜顺地势。而且，在数宅并排而立的门前，宜横挖一道排水总沟，以便各家之水注入之。
挖渠，指在住宅的前后左右开挖水渠，以形成“环绕宅之四面如腰带水”，“宅前弯绕横过水”。
风水的开沟挖渠也是迷信与科学参半。它的开沟方位吉凶观点、水生财禄说是糟粕；但它的开沟放水、顺地势，及引水绕宅等则应给予肯定。因为沟渠的开挖，疏通了一方水的供排系统，既保持了住宅的干燥，又免于负汲之劳。同时，改善了自然景观，使静止的居住空间由曲折的流水而富于动感。而且，由于消防取水的近便，可有效地防止火灾。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十记载，洛阳曾开渠从分洛堰引洛水，从龙门堰引伊水入城，环绕城中公卿士庶园宅，增添了洛阳的“形势”。裴度的绿野庄、白居易的白莲庄都是其中的名宅，白居易甚至在其宅内池上，挂了一块匾，题曰：“都门风水”（《穷幽记》）。由干开渠引水改善了自然条件，“所以洛中公卿士庶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年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但四年后，重新引伊洛水入城，洛阳的园宅又恢复了往昔的容光。
（三）打井凿泉
打井凿泉是缺水少水、或水质不佳之地的人们开辟水源、改善生存环境的方法之一。但在风水中，打井除上述作用外，还另有一项功能：固一方之生气，通一地之龙神。
但井不可随处乱打，打得位置不对，会弄伤地脉。井应打在什么地方才合宜呢？理气派风水认为应打在生旺方，这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但形家的打井位置，则值得参考。
第一，不可在靠近坟墓的地方打井，近冢之井不合卫生要求，容易得肠胃病。
第二，不可在紧靠大门的地方打井。
（四）开挖池湖
池塘成为不少园林建筑不可或缺的景致风水认为，“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林枚《阳宅会心集·开塘说》）因此，“前后有湖池，宅墓两相宜”。（蒋平阶《水龙经》卷四）但开挖池湖与打井一样，不可乱挖，否则会“伤残龙脉泄气”。一般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第一，在来水冲射处开挖池湖以缓其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风水忌水冲射，但倘若以池湖作为缓冲，便可化凶为吉。
第二，在四周逼压阴暗处开挖池湖以明亮之。风水贵四周有山团聚以藏风，但要是团聚得过了头，便不舒畅。
第三，在四周空阔处以池湖聚气。风水认为空旷之地不藏风，故须以池湖界气。
第四，在水流湍激处取池湖以静注之。
这些做法，在防洪、避水、排水、景观评价上都有实际的作用。
（五）锄砂裁气
锄砂，即锄去凶砂。凶砂在风水中指形体粗恶、散漫阔荡、瘦弱陡泻、臃肿斜飞之类不卫生气的护山。此类砂宜剪除之。
裁气，即裁去龙脉的余气。风水讲究所谓“千里来龙，到此结穴”，即山脉静止、气有所钟之处作为聚落或葬址。如果一地山青水秀，惟有山之余脉绵延外走，是为“动龙”，可用裁气法改造之。
锄砂裁气，不仅在景观上有美学价值，而且有开阔视野、挡风通风的实际功用。如玄武后山之嘴过长，则西北风顺势而下，不能起到藏风的作用，若将其嘴锄去，在靠近山体的地方建宅，便不受风害。又如，后龙余脉蜿蜒东南，不利迎取东南风，若将其裁去，或修成斜面，则无此弊。
不过，风水对山的整治不如对水的改造来得重要，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水和人们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因此，人们对山的治理只采取一些微调动作。
（六）培土补基
培土补基主要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后山空虚凹陷不藏风，可以土填之，或堆土增高之。
第二，水口处的下砂低旷，有水患之虞，宜培土以障之。
第三，地势坦荡，四面吹风者，可培土筑墙以护之。
第四，地基低下潮湿，宜培土垫高之。
不仅葬地，若宅地卑湿，也宜垫土筑高地基。宋人李畋的《该闻录》记载，丁谓梦见有一白衣老人告诉他若能把其卑湿宅基筑高，必能拜相，后果如是。把填土筑基与当宰相联系起来，是古人不懂科学的附会，但用河中沙质土垫高低温的宅基，使之易于排水透气，保持干燥，则不失为古人改造环境的一种方法。
补基所用之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风水认为客土无气，因此并不是随便什么土都可用来补基的。一般来说，要用本地同一地脉之土。
十一、风水的择都理论
《公羊·桓公九年》给帝都下过一个定义：“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尽管京城是一国之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封建统治的实质是家族政治，因此，帝都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帝王的私宅。以清代的北京为例，北京的内城，其实就是皇帝的家宅，有作为居室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所谓“后三殿”；有游玩的场所御花园；有祭祀用的太庙和社稷坛；有上朝议政之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谓“前三殿”，其功能相当于民居中的卧室、庭院，立祖先牌位的香案，厅堂，只不过帝宅使之各自独立、放大和豪华化。
由于都城被视为皇帝家宅，帝都的选择便纳入了住宅风水的范畴。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家住宅无疑是天下最重要的居所。它不仅是一国的心脏，而且还关系到国祚的长短、王朝的兴衰、百姓的祸福。
帝都的重要性决定它必然是风水的精蕴所在。风水对帝都的选择有着比普通住宅更高的要求，包含以下要点：
——帝都必须形局开阔辽广，不能逼厄狭小。风水对帝都选择上的这一要求，赋予帝都以宽广的活动空间，这是符合一国之都实际需要的。
——帝都必须能控扼天下，不能局促于一隅。如北京，具有“挈裘之势”，意思只要拎住裘皮大衣的领子，便可提起整件裘衣，因为北京负重山，面平陆，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总握天下。如西安，具有“建瓴之势”，因为西安据黄河上游，俯瞰河东，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可飞流直下，控制全局。如洛阳，具有“宅中图大之势”，因为洛阳居于中国心腹之地，便于向四方拓展。
——帝都必须有众水汇聚。水具有拦截生气的作用，一般的住宅，至少要有一条水道，帝都是一国的风水精华，更需有诸多的水流来朝，如此方能形局严密，国运长久。表面上看，众水汇聚是出于风水界气的需要，实际上是根源于经济生活的要求。国都人口众多，生活用水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聚之水也便于交通。我国北方的国都，水的条件不如南方，历史上常常以开凿运河加以弥补。如隋朝都洛阳，炀帝发河南百万民工开通洛渠，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北京的古运河也属于这种情况。
——帝都必须有“龙关”可以依附。龙关即所谓“龙过峡”，“蜂腰鹤膝”，指山脉的束咽处。风水的龙关并非无稽之谈，它有重要的军事意义。龙关其实就是关隘、天堑，它使帝都有隘可守，不至于四面受敌。
——帝都必须上合星垣，方为天下至尊之地。中国古代有一种星土分野理论，将上天分成不同星区，然后与地上的各州相对应，某一星区中有什么变化，对应的州就会出现相应的人事变动。风水继承了这种理论，并进一步认为，帝都者，天下之京畿，万方之枢会，抚有四方，统御万民，是天下的至尊之地，更应上合天星垣局，下钟丘脉之旺气。但这种天星垣局与一般的星区不同，它必须含有所谓的“帝座之星”在内，含有帝星在内的星垣只有三个：紫微，太微、天市。
紫微：我国古代三垣中的中垣，位于北斗七星以北，相当于今小熊座、大熊座、天龙座、猎户座、牧夫座、武仙座、仙王座、仙后座、英仙座、鹿豹座等。
太微：三垣中的上垣。位于北斗七星的南方，在紫微垣的东北角，相当于今室女座、狮子座和后发座的一部分。
天市：三垣中的下垣。在紫微垣的东南角，相当于今武仙座、巨蛇座和牧夫座的一部分。
——帝都必须是龙干中出者所结，不能旁出，如此方得“正气”；而且，枝龙也须就此打住，如此才能形局阔大，平夷千里。普通住宅与帝都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往往是过龙或余偏之脉所结之地。
十二、北京：势全气密，紫微映照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它的地形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东面是渤海湾，可见，北京的西、北、东三面都是天然屏障，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所谓扼居庸以制胜，拥燕山以驭夏，内跨中原，外控朔漠。
北京的这一优越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古代帝王择都的理想之地。唐代诗人杜牧称之为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
北京最早成为都城，是在三千年前。当时周武王封尧的后代于蓟，即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以后，蓟便成为燕国的都城。
不过，燕国是一个诸侯国，蓟城还算不上是帝都，北京最早成为帝都是在金朝。金朝是由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建立的，最初的国都在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1126年，金兵灭了北宋以后，准备向南迁都。金世宗打算迁往金莲川，梁襄认为不可，说选择帝都不仅要有城之固，而且要有天险作为屏藩，他上疏极力向金世宗推荐北京：“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健。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世宗采纳了梁襄的建议，于1151年3月，令张诰、孔彦舟等人设计规划，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1153年，金世宗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这是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开始。
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打算选一个新都，但他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约二十里）、大都（北京）之间拿不定主意，于是，便问曾经主持修建过上都、大都的邢台人刘秉忠，何处更佳。刘秉忠答道：“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当然大都更宜为都。”蒙古贵族巳图鲁也力荐北京：“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这样，忽必烈便选择了北京作为他的都城。
明太祖朱元璋夺得天下后，曾先后设立了若干都城，据田艺蘅《留青日礼》载，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下令以开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又把他的家乡临濠定为中都。但刘基反对说，临濠虽是“龙兴之地”，但不适于建都，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将临濠改为凤阳府。至于北京（开封），是朱元璋自己撤消的，原因是他后来意识到“大梁（开封）四面受敌，非建都之地”。朱元璋攻下北京后，还曾打算在北京建都，目的是想控制元人的残余势力，但遭到群臣反对，据明人陈霆的《丙山墨谈》说，当时群臣反对的理由是：元人起自朔漠，以北京为都，至今已有百年，地气已尽，不可因袭之国旧都。明太祖只好作罢。
明成祖在靖难之变中将其侄子建文帝赶下皇位后，不愿到南京去即位，而属意其经营有年的封地燕京，当时的儒生众口一词地反对，主持肖信更是力谏朱棣，劝他不要定都北京。成祖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人，深知要想有效地控制全国，北京是最为合适的地方，对儒生的反对意见不屑一顾。1420年，成祖下了一道营建北京的诏令，阐述了他对北京形势的看法：“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理适均。”
清代，顺治帝入关后，仍以北京为都。
从1153年开始，历经金、元、明、清四朝，北京作为帝都已近800年历史。
北京为何宜作帝都呢？风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首先，北京龙脉悠远，乃北干之龙正结之地。
其次，北京上应天垣紫微，乃众星环绕，向明而治之地。紫微即北极星，根据星土分野说，北京对应的是紫微。风水认为，紫微是上天至尊之星，天之枢纽，受众星之所向，其对应的北京，也必然是万物所归，人心所向。而且，紫微是黎明之光，帝王在北京也是面南而治，意味着政治清明。
再者，北京被重重崇山围绕，乃藏风聚气之地。
第四，北京前后皆有水环抱，乃千古帝王之家。明初名臣刘基的《堪舆漫典》中有一首诗，专道北京风水的好处：
北龙结地最为佳，
万顷山峰入望赊。
鸭绿黄河前后抱，
金台千古帝王家。
十三、南京：虎踞龙蟠，王气所钟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京的西面有象山、老虎山、狮子山、八字山、清凉山，南面有牛首山、岩山、黄龙山，东面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灵山、青龙山，北面治江有乌龙山、燕子矶、幕府山。南京就坐落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中。
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众山护卫的自然形胜以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著名的谷仓。因此，自古以来受到帝王们的格外垂青。先后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民国等十个王朝和政权在此建都。
最早在南京建都的是孙权。公元212年，孙权在楚国的棱陵邑原址兴建了一座石头城，改名建业，取建功立业之意，作为水军的江防要塞。但孙权当时尚未称帝，也未下决心建都南京。公元220年，孙权称帝后把都城定在武昌。长史张竑劝孙权定都南京。据《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张纮对孙权说：金陵为楚威王所建，当时叫做称陵。此地势冈阜连石头，据当地故志云，当年秦始皇东巡会稽经过此处，随行的望气者告诉他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故址仍在。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孙权觉得张纮言之有理，但并没有采纳。后来刘备应邀到东吴作客，留宿秣陵。他在察看四周的地形后，也劝孙权移都秣陵。孙权赞赏道：“智者意同。”这样，公元229年，孙权便将都城从武昌迁到南京。
公元280年，孙吴被西晋灭亡，把建业改名为建邺，西晋末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316年，西晋灭亡，晋室南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仍以建康为都；其后，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到584年隋灭陈，前后约360年，南京一直是南部中国的首都，所以唐朝称之为“六朝故都”。
公元987年，南唐在南京再次建都，但南唐的历史很短，只有37年，到公元975年，被北宋所灭，南唐后主李煜也成为赵匡胤的阶下囚。李煜是个著名文学家，留下不少与南京有关的怀旧诗词。
1356年，朱元璋攻下了南京，改名为应天府。他看中了金陵的形势，曾叫儒士赋钟山诗，杨廉夫作了一首赞美金陵地理形胜的钟山诗，很得朱元璋的称赏，诗云：“钟山千纫楚天西，玉柱曾经御笔题。云拥金陵龙虎状，月明珠树凤凰楼。气吞江海三山水，势压乾坤五岳低。”据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载，有个叫邓伯言的儒生，见朱元璋时，献了一首钟山诗，诗中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二句，太祖连赞不已，一时兴起，拍案高诵之，邓伯言以为朱元璋发怒，吓得昏倒在台阶下，扶出东华门后才苏醒过来。1368年，朱元璋登上了皇帝宝座，定都南京。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定都问题上也有过争论。黎元洪利用武昌首义的优势地位，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临时政府，力争定都武昌，结果正当代表通过了建都武昌决议时，汉阳失陷，南京攻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为什么南京有如此多的政权在此定都？风水的解释是：
第一，金陵有王气。此说由来已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认为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不过，“东南”的范围比较广，《宋书·符瑞志》则明确地说是金陵。据说，秦始皇为了破金陵天子气，不仅凿了北山，还疏秦淮以泄其气，埋金宅以伏胜之。风水不仅认为金陵有王气，而且进一步认为这是导致金陵建都的根本原因。
第二，金陵山川融结，龙盘虎踞。龙盘虎踞的说法来自诸葛亮，据晋人张勃的《吴录》载，公元208年秋天，即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以便联吴抗曹，当诸葛亮途经秣陵的时候，特意骑马到石头山观察金陵的形势。叹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以后，龙蟠虎踞便成为金陵的专称。
蟠龙属于龙脉走向的“三奇”之一。本来，按照风水的一般要求，龙脉在结地时须打住，否则就是不吉的“过龙”，但蟠龙首尾相接，则不论打住与否。蟠龙是风水中不多见的奇龙、吉龙。因为回环形的蟠龙可互为依靠，形局完整，包藏王气。
风水称虎踞为伏虎，其山状如虎伏于地上，两脚前伸弯抱，也是风水中的吉山。因为这种山如狮子用两脚抱球，互为援助、互相配合。
第三，金陵的山形大都为土星。风水认为，土星是一种上出王侯宰相，下出巨富的福厚之星。
第四，金陵为四方水道所凑，又为南龙的尽处，实乃天下都会。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金陵帝都的营建，是在风水指导下进行的。将风水的帝都理论直接付诸实践，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据《明实录》卷二十一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无南台为宫，稍卑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刘基精通风水，十分赏识金陵的龙脉形势。他在《堪舆漫典》中对金陵有一段评论：“南龙一干亦多奇，当代高皇始帝之，惟有金陵称胜概，高祖下作上天梯。”
十四、西安：中原龙首，天下形胜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渭河盆地，南有属于秦岭山脉的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支脉，北有北山，西有高大的陇山，黄河从东侧绕过，渭、泾、浐、灞、潏、涝、沣、滈诸水穿行其间。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曾经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中期，苏秦以“连横”之计游说秦惠文王时，即称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是所谓“天府”之地。司马迁也评论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则什居其六。”
西安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在历史上，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王朝在西安一带建都，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帝都。
西安宜作帝都的风水原因是：
第一，西安为中原之龙首，高屋建瓴，控扼天下。风水认为，中原的龙脉，皆由关中发脉，所以长安高居龙首，俯瞰中原。而且，长安在黄河上游，有“处上游以制六合”的地理优势。
把长安视为中原之龙首，并非风水独创，其传说由来已久。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卷十九载，秦朝时有一条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它走过的路迹后来都变成山脉，长六十余里，头临渭水，尾达樊川。汉朝时，萧何造未央宫，斩龙首山而营之，头高二十丈，尾部逐渐降为五六丈。由此可见，所谓龙首山，就在西安的未央宫。
第二，长安依山挟水，据天下之形胜。古人很早就认为长安拥有天下之形胜，宜为帝都。公元前264年，荀况从赵国来到秦都咸阳，宰相范雎问他：“入秦有何观感？”荀况答道：“秦国形势险要，山林川谷秀美，物产富饶，是形胜也。”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认为洛阳有周室遗风，打算将都城定在那里，有个名叫娄敬的齐国戍卒，通过齐虞将军求见刘邦，力劝入都关中。
刘邦同群臣商量，群臣多“山东”人，都希望建都洛阳。理由是东周在洛阳建都数百年，秦在咸阳仅二世而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山面河，可以依仗。刘邦又征求谋士张良的意见，张良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飺天下，西络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刘邦很高兴，赐娄敬刘姓，即日驾往西都关中。
第三，长安上合太微垣，这是仅次于紫微的星座，它与紫微一样，都有所谓的“帝星”，故宜作帝都。风水还认为，太微垣是最方正规范的星座，因而长安也被建得四四方方，成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
十五、洛阳：天下之中，龙势强健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依邙山，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四周为群山环绕。气候温和，雨量适中，伊、洛、瀍、涧四水蜿蜒其间。傅毅《洛都赋》曾赞道：“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险阻，扶二崤之崇山。”
洛阳地处我国心脏地带，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古人认为，这种地方最适于建都。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唐（武后）、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在此建都，故洛阳有“九朝故都”之称。
洛阳具有以下风水特点：
第一，洛阳形局完整，龙脉砂水俱佳。
第二，洛阳龙势强健，嵩岳秀气相望，故而洛阳少年英气勃发。洛阳自古闻名天下，风水认为，凡是龙之宗主强健的地方，其子孙后代必然英武俊秀，故“洛阳少年，势如云叶，随风翩翩。”
第三，洛阳是文献中最早采用占卜式风水方法进行选择的都邑。据《尚书·召诰》与《尚书·洛诰》记载，成王在丰都时，想营建洛邑，派召公去选择地址。召公首先占卜了黄河以北的黎水，发现不吉，便放弃了。接着，又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得到了吉兆。又占卜了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得到了吉兆。于是，便派人向成王献上地图和卜兆。成王对召公相宅的结果十分满意。不过，成王并没有在洛阳建都，只把它当作陪都。直到公元前770年，平王才正式迁都洛阳。
值得一提的是，对洛阳的形胜，古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逸周书·作洛》说洛阳在国土的中央，“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唐人孔颖达也认为洛阳“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与此相反的看法则认为，洛阳虽有成皋、渑池、邙山，但却不够险，不足以作为立都的凭借，很容易四面受敌，成为战场。
十六、杭州：山停水聚，元气融结
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的南端，钱塘江口的北岸。杭州在远古时本来是个海湾，西、北、南三面被延伸到东海的天目山余脉所环抱，后来，随着长江口和钱塘涌潮冲积而来的泥沙所淤积，海湾被封死，成为冲积平原，这就是今天的杭州。西湖便是一个未被完全淤塞的潟湖。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海拔在20米以下，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网密布，物产丰饶，与苏州并称为“天堂”。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先后有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在此建都。
风水对杭州有以下评价：
第一，关于杭州龙脉。李思聪《堪舆杂著》中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以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王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俶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到海门。生天孤天角星，从别子门不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
第二，关于杭州之水。《堪舆杂著》说杭州“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分流未合，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
第三，关于西湖。风水认为，西湖是杭州内气止生处，它积蓄生气，生发万物，故西湖人物荟萃，财富聚集。因此，西湖频常进行开疏，以便积聚钟灵毓秀，反之，“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西湖游览志》引杨孟瑛语）
但西湖的出水不佳，因为它流断了龙脉。《堪舆杂著》云：“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此龙，非宜。”
第四，关于杭州王气，在中国古代帝都中，出现王气的有两个，一个是金陵，一个是杭州。据《吴越备史》载，唐高宗咸亨时，望气者言钱塘有王气，命侍御史许浑交玉璧埋在秦望山以厌之。后来钱鄨扩建杭州，新筑罗城就从秦望山始。
第五，关于杭州形胜。杭州的形胜，就其本身来看，还是不错的。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青水秀。南宋初年，玉渊曾说杭州有“重江之陪”，即北有长江，东有钱塘江，建议高宗赵构在此建都，赵构本人也很欣赏杭州，赞道：“钱塘形胜，东南所无。”
但杭州作为一国之都，则有很大的局限。杭州偏居东南一隅，范围狭窄，难以号令全国。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高宗赵构曾就定都地点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他选了三个地点：建康、武昌、杭州，要臣子们比较三地的“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害”。结果，大臣们大都反对建都杭州。理由多是“（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临安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中。”
十七、帝都流转的风水解释
从中国的六大帝都来看，其风水各具特点，堪称佳地。帝都既然是风水中的精华，为何那些择都的帝王们不能保其“千秋基业”，而总是出现王朝更迭呢？
对此，风水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
风水的第一个解释是所谓的生气发泄说。根据风水的基本理论，人们选择宅地（包括帝都）和葬地的主要标准，是要求能护卫生气，以便给后人带来好运。但即使是风水最好的地方，无论它的龙脉如何悠远，剥换如何纯正，生气如何旺盛；也无论它的案砂如何严密，有几道重围；以及它的水势如何曲折弯绕，浩大汇聚，护卫生气的能力总有一定的限度，生气或多或少总是泄漏一些的。尤如气球，密封得好些，气不易消；密封得差，气容易泄掉，但归根到底，密封得再好，迟早也会瘪掉的。这就是古代王朝为何有长有短，但终究要被更替的原因之一。
风水的第二个解释是所谓的地运转移说。风水认为，地运会流转变化，地运留住某处，某处地脉就盛，地运转移他方，地脉就衰。
导致地运转移的因素有地貌的自然改变，天候的变化，地貌的人为破坏等几种，每种因素都可以造成帝都流转的后果。
风水的第三个解释是所谓的黄河、长江水品不同说。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建都的王朝寿命往往要长些，而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多半祚短，流转频繁。风水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黄河、长江的风水作用不同。黄河水浊聚脉，有不断发展扩张的趋势，故建都于此既兴盛又长命。如黄帝葬于桥山，位于黄河之南的河套地区，土地富饶而广袤。长江水清断脉，故建都于此往往早夭。如舜帝葬于苍梧，位于长江以南，所以舜帝之子商均遭到诸侯的背弃。
尽管风水也认为帝都的流转不能完全归之于“气运”，人的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如甘怡《地理薪传》中就说过：“气运循环原有定理，虽曰天时地利，亦由人事耳。”
十八、古代帝王的风水迷信
古代帝王有一个专称：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是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这一观念最早出自商人，《尚书·盘庚》就有“予连续乃命于天”的话。周人取商而代之后公开向全国通告：“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用和氏璧刻了一个传国玺，上面有两句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种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成了天人感应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土壤。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天能决定王权及其更替，同时，君主的施政态度也会影响天象的变化。
帝王们制造了神话，也受制于神话。古代的君主们常常被天人感应的灾异警告或祥瑞预示弄得心神不宁，不是惊恐不安便是兴奋过度。既然天人感应成了帝王们的精神支柱，那么，作为它的变种——地人感应也即风水，就理所当然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皇家，古代帝王中迷信风水者不可胜数。于是，风水师们看准时机，自我抬价，把风水吹成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王朝命运、国家前途的政术。
蒋平阶的《天元五歌·阳宅》中说：
人生最重是阳基，却与坟墓福力齐。
建国定都关治乱，筑城置镇系安危。
这虽然是风水先生自吹自擂，大做广告，以图沾点龙泽，但也道出数千年来中国帝王迷信风水的真情。第五篇解读星象的兆示——中国星命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