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室町时代

此时承平安朝之后而战乱频起，于是文学大衰，而假字之用渐流至乱调。文体生和、汉混淆之样式，语法亦大变化。其后东、西两京方言殊分者，萌芽在乎是时。其间禅宗传进，伴以唐音，而韵学之讲究开其端绪。

其一、汉语之融和（文体变迁）及语法之变化（东、西两京方言之混和）

文体之变迁

日本上世之纯粹古文体，尚见于祝词等。既有汉字、汉籍之输进，继以佛教之传播，而汉学之势力渐加增。圣德太子所撰《宪法》十七条，叙以纯粹之汉文。未几而有大化之制度、典章全取于汉土之例。嵯峨、仁明二帝最好汉文诗赋，而有敕撰之汉诗集。其间古文体（和文体）亦颇发畅。观于《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等书可以知矣。即和文体亦多由汉语、汉文之势力。如宣命直传以古文之体制，稍有汉文之分子。宇多天皇之朝废遣唐使，嗣后汉学渐衰。迨镰仓时代，和、汉两学皆失其特质。于是日本文之中混用汉语之语汇、语法等遂成一种文体。称曰和汉混淆之文体。如《源平盛衰记》、《太平记》等皆是。

在是时代，语法变迁尤著，而东国方言渐显其势力于政治、文学之上。

东西方言之混和

上代之语言姑置之。至奈良、平安二朝以畿内语言为标准，使文学皆立其上。其余各地方言皆视以为鄙卑。故《万叶集》、《古今集》（九百五年）等所集各地之歌，特称“东歌”（亚梓吗芜达），与中都语言自为区分。源、平时代至镰仓时代，东语忽增其势力，而有影响于京语。

据《太平记》镰仓武士多入京师，而京师风俗自一变。渠辈闻公卿之言而嘲之，故公卿渐有用坂东语者。如此两方言混和而成一种特殊之语言。五山之僧有抄录篇不少。应永（一千三百九十四年至一千四百二十四年）之比，有《论语抄》。文明九年（一千四百七十七年），有《桃源史记抄》。其余有《三河物语》、《沙石集》、《狂言记》、《节用集》等，皆可以征其混和之情势。

其二、唐音（宋音）

唐音

禅宗传布日本，而汉字音不唯分汉音、吴音又传以新音，称曰唐音，或曰宋音。此时日本与宋交通颇盛，僧奝然、寂照等入宋土。觉阿（西历一千百七十一年还）、荣西（一千百九十一年还）等则学于宋而归朝，各传以唐音（宋音）。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关禅师著《聚分韵略》，每字附以假字，以示唐音。嗣后，韵书等仿之者颇多。室町时代，五山之僧多弄诗文，消日于茶汤等 技 ，专迎将军之意而为自得。其所传之唐音，遂占领寻常语言之一部而广用。

其三、韵学悉昙之讲究

韵字

韵镜始知于日本在龟山天皇文永（西历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至七十四年）之时。先是空海入唐土（唐德宗之时），讲得音韵之学，已归朝后，著《文镜秘符论》论中国音韵而述明四声之理。既而，《有韵镜》传至日本，惟未为人所知。文永之比，奈良转经院律师某见此书于唐本文库之中，而不能识其为何。有明了房信范者，通于悉昙之学，乃借韵镜施以和点而公表之。

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关禅师著《广益三重韵》，论反切之理。后奈良天皇享禄（一千五百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之间，清原宣贤翻刻韵镜（信范所修）。至德川时代，韵学大兴。迄安永（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至八十年）之比，韵镜刻本之多达数十种。然俗本颇多，惟享禄、永禄等数版足信而已。

悉昙学

悉昙之学，经中国而传进，久而渐深。南、北朝僧道玄著《八啭声钞》言及于梵语之名词变化。其后，宥快（一千三百四十五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昙字记闻书》，长觉（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昙决择钞》，其余尚多。自是之后，悉昙学逐时加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