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言

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语曰：“必也正名乎。”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类昭然。但其间不无得失，所望后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备。

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馀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而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颜氏家训》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经传之词气，最为近似，然亦时有结巘为病者。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间尝谓《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若未得其真解，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执笔之下，犹且与耳谋，与口谋，方能审其取舍。劳逸难易，迥殊霄壤。

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之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凡所引书，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书中正文，只叙义例，不参引书句，则大旨易明。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则从十三经注疏体，皆低一格写，示与正文有别。

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公羊》《穀梁》，只举“论”、“孟”、“学”、“庸”、“公”、“穀”一字以冠引书之首。《国语》《国策》只举“语”、“策”，而以所引《语》《策》之国名冠之。《公》《穀》之后缀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则不称“左”，单标公名与其年。《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纂，曾文正之所杂钞，旁如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